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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角料食品成“流量密码” 鱼龙混杂亟待加强监管******

边角料食品成“流量密码”但鱼龙混杂亟待加强监管

专家建议出台标准严把质量安全关

□ 本报记者 　赵晨熙

　　“永远不要对‘边角料’抱有偏见！”用手机对桌上摆放的三袋食品从不同角度拍了两张照片后，家住北京市海淀区五路居的张延在朋友圈发送了一条推荐零食的消息。

　　他所推荐的这三款零食分别是猪肉脯、牛肉干和核桃仁，它们有一个共同特征——“卖相”不好。

　　“这些叫边角料食品，就是那些被压碎挤破，品相不太好的食品。”张延解释称，这些零食口感与正品无异，价格却便宜不少，绝对是“物丑价廉”的佳品。

　　当前，边角料食品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热捧，网购平台成为边角料食品最大的销售渠道。但边角料食品存在质量良莠不齐、以次充好等问题，食品安全存在隐患。

　　“边角料食品既能让消费者得实惠，也能为企业降本增效，但‘双赢’的前提是产品必须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近日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指出，边角料食品非法外之地，应考虑出台相应标准规范，并加大监管力度，保障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边角料食品销售量暴增

　　自诩为“资深吃货”的杨喆早在几年前就对边角料食品有所了解。

　　“当时一家大型面包房出售吐司面包边，外观不齐整，但吃起来口感不错。”杨喆透露，最初的边角料食品大多来自面包房和蛋糕店，店家将加工剩下的面包边、蛋糕边等食材装袋销售。由于价格便宜，受众群体主要为中老年消费者。如今再次爆火的边角料食品则更像“网红食品”，追求猎奇的年轻人成为主要购买群体。

　　记者在某电商平台输入“边角料食品”关键词，搜索出大量店铺，其中以肉脯、牛肉干等肉类食品边角料为主，也有包括巧克力威化碎、海苔碎、核桃仁碎等各类食品。

　　“头两年生意一般，不少消费者对边角料食品心存芥蒂，认为是‘剩’的或是坏的，宣传产品时根本不敢提边角料等字样。”某售卖肉干边角料的商家向记者透露，自己的主业是做牛肉干加工，由于每批加工都能剩余一些边角辅料，为避免浪费就将这些肉干边角料再次调味后出售。最近一年边角料食品大热，有顾客甚至专门询问产品是否属于边角料食品，因此商家在宣传时都会力推边角料食品的概念。

　　一组数据也足以说明边角料食品的炙手可热。

　　据魔镜市场情报数据平台发布的《2022年一季度消费新潜力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显示，2022年第一季度，零食边角料相关产品在某电商平台销售额为2030万元，同比增长1749.23%。

　　产品良莠不齐问题频发

　　“千万别怀疑边角料食品的实力”“边角料食品好吃不贵，按斤囤不心疼”……在某社交平台上，不少帖子向网友们极力宣传着边角料食品的优势。

　　边角料食品是否真的物美价廉？记者调查后发现，现状并不乐观。

　　记者浏览了某电商平台多家销售边角料食品的店铺评价后发现，不少消费者都吐槽食品名不副实，甚至存在以次充好，销售“三无”产品等问题。

　　杨喆曾在某电商店铺购买一款五连包促销装的边角料肉脯，收到货后发现，产品包装非常简陋，塑料包装袋上仅印有猪肉脯字样，并无生产商、产品信息等具体标识，就连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关键信息都只是印在袋内的一张小白纸上。

　　杨喆就此询问过商家，商家解释称产品均为生产线加工生产，只是分装方式不同，质量绝无问题，且边角料食品并非完整正品，因此无法使用原产品包装袋进行包装。

　　“来路不明”是当前边角料食品存在的又一大问题。有消费者吐槽，自己购买的猪肉脯碎中竟然还夹杂着一些“不知道是什么种类的肉丝”。

　　记者发现，这类“混合产品”绝非偶然，多名消费者表示，在购买的边角料食品中发现过“不明产品”，有些同一包装内的食品吃起来口感味道也相差很多，不像是同一批次、同一生产线生产的食品。

　　在从事食品加工行业多年的李智看来，除非是一些大型食品加工厂，否则边角料的产出是很有限的。

　　“食品边角料是在制作食品时出现的零碎材料，因形状等原因无法被正品采用。企业为了经济效益，会控制边角料的产生，即便出现，大部分也会被用作食品原料，回收再制作。”李智认为，实际中大规模售卖的边角料食品不能排除是从多种渠道收集而来。

　　随着边角料食品逐渐成为“流量密码”，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价格，有消费者“算账”后发现，一些打着物美价廉旗号的边角料食品和正品价格相差无几，有的甚至超过正品售价。

　　《白皮书》提到无法保证产品品质、性价比存疑、演变成营销概念已成为边角料食品行业的痛点。部分商家用低质量产品、宠物食品和临期食品冒充零食边角料；部分商家通过包装方式误导消费者，产品真实价格甚至高于正装产品；还有的商家仅将边角料作为营销概念添加至一般商品的标题中。

　　亟待出台相关标准规范

　　“边角料食品也是食品，食品经营者必须遵守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确保产品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音江指出，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包装上应有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许可证编号等信息。尽管边角料食品多采用“散装模式”，但法律规定，散装食品外包装也要标明食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内容。

　　刘俊海补充指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因此商家不能以简装等任何理由推脱提供产品信息，更不能销售“三无”食品。

　　鉴于当前边角料食品多在网络渠道售卖，陈音江提醒电商平台也要加大审核力度。电子商务法规定，平台对于商家具有资格审核义务，在食品、药品等关于公民生命健康安全的领域，平台未尽资质资格审核义务造成消费者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在呼吁商家遵纪守法的同时，更应强化电商平台责任，对商家严格审核，一旦出现消费者投诉等要积极介入并协助调查，保障消费者权益。

　　“目前我国对于边角料食品，并没有对应的产品标准或管理规范，使其处于‘灰色’地带。”刘俊海认为，针对边角料食品的特殊性，可以考虑由相关部门或行业协会等出台相应的标准和规范，避免出现监管盲区。

　　刘俊海举例称，可对边角料食品的加工、存放、包装和销售模式等进行规范。比如，哪些食品边角料适宜出售，哪些不适宜；边角料食品可能含有多批次产品，如何合理确定保质期等。

　　同时，还应加强对边角料食品的监管，相关部门应对肉脯碎等重点品类食品的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抽检，电商平台也应收集消费者投诉问题，协助相关部门形成监管合力。对出现问题的商家要采取“零容忍”态度，强化打击力度，加大不法商家违法成本，合力严把边角料食品的质量关和安全关。

　　漫画/李晓军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